內(nèi)容摘要：人對于自身的理解，一直在以人性論為支點發(fā)生偏移和轉(zhuǎn)動。而親緣關系被認為是人性中最為穩(wěn)固的坐標。因此，父親的形象就承擔著十分重要的人性指示作用。父親不僅僅是一個家族身份，還因為內(nèi)在于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的結構里，所以父親一直代表著權力和威嚴。與之相對的，則是被壓抑和忽視的子一輩。由此等級關系引申出來的順從也好，反抗也罷，通常在思想更新的時代里“父親”會被認為是阻礙社會進步和人性解放的負面形象。但是，隨著對于人倫的認識加深，父親的形象也不再是固執(zhí)的權威或無賴的流氓，他們終于從惡的廢墟中爬出來，回到了真實而平穩(wěn)的秩序中。
關鍵詞：父親，丑惡，人性，平凡
從古希臘起，父子關系就是一組水火不容的矛盾，甚至子一代常常揮刀向父，以示顛覆舊的秩序、埋葬舊的時代，或者離家出走，自主地尋訪精神的原鄉(xiāng)。比如克羅諾斯閹割了父神烏拉諾斯之后，宙斯也推翻了自己的父親克羅諾斯，接管諸神重建神系。在奧地利心理學家弗洛伊德的闡釋里，古希臘悲劇俄狄浦斯王的無意之失，也正應證了他內(nèi)心長久以來對于父親的不服膺和弒父沖動。在傳統(tǒng)的中國文化里，父親是穩(wěn)固的鄉(xiāng)黨秩序，乃至王權秩序中的第一個環(huán)節(jié)，哪吒剔骨還父、剜肉還母的情節(jié)，是對于“親恩大過天”的最有力反證。在陳忠實的長篇小說《白鹿原》中，白嘉軒不僅在白家，還在整個白鹿原都有舉足輕重的地位。在革命和戰(zhàn)火燒來之后，他的兒子孝文和小長工黑娃，都以不同的手段推翻了他的絕對統(tǒng)治。二十世紀大變革的降臨，不僅打碎了君權，也讓父親的被揶揄、嘲諷和推翻，成為一個新時代的必然注腳。實際上，無論是天一樣神圣的父親，還是無賴鼠輩一般的父親，都是人性認識之路上歷史性的折射。
一. 父親變形記
余華似乎從來都沒有忘記要在自己的文學里，刻畫至少一個父親。
最早的《十八歲出門遠行》不僅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少年的茫然四顧，還看到了父親形象的巨大變異。他臉上的表情捉摸不透，冷靜卻溫和，既不嚴厲也不慈愛，仿佛是一個陌生人。“臨行密密縫，游子身上衣”的親情呵護被父親的冷漠替代，就這樣，少年在懵懂中踏入了那個波詭云譎的成人世界?！冬F(xiàn)實一種》中兩個幼兒的悲慘際遇，直指父輩不可推脫的責任。在山峰知道兒子慘死后，心里充斥更多的不是哀痛，而是仇恨，并且揮刀向更弱者，親自扼殺了侄子皮皮。最終惡果就是，兩個本應血濃于水的家庭陷入了無理性的報復，竟然演繹了一幅施虐的末世景象。《在細雨中呼喊》里的父親孫廣才更是一個驚世駭俗的魔鬼，他的殘忍和愚蠢，攪得家里雞飛狗跳，上梁不正下梁歪，甚至造成一出出兄弟相互揭發(fā)陷害的鬧劇。而具有意味的是，他對于父親的吝嗇和不孝，正是兒子日后對他自己的態(tài)度，這種循環(huán)上演的命運直指親緣的不可信任與虛偽性質(zhì)。而作者的全部同情都在那個無辜地降生到孫家的兒子“我”身上，在鞭笞父親之丑惡的同時，我們也可以看到，子一輩，并不伴隨著原罪，而是家族秩序的最大受害者，他是惡之花結下的種子，凄慘地飄落在風中。
然而，福貴這個人物出現(xiàn)了。在《活著》中，福貴曾經(jīng)是一個地主家的浪蕩子，而他后來的一生，幾乎都在為年輕時的荒唐還債。被國民黨軍隊抓當壯丁后，因為思念著一對兒女，他在尸野上艱難支撐，并在獲救后歸心似箭地返回了老家。經(jīng)過此一艱辛過程，福貴開始正視自己人生的價值。在一定程度上，是這一對兒女拯救了曾經(jīng)無可救藥的自己。困難時期，為了生計，減去家里一張吃糧的嘴，福貴夫婦將大女兒鳳霞送人。鳳霞跑回家后，看著她那滿是淚痕的臉，福貴的心被狠狠地觸動了，“就是全家都餓死，也不送鳳霞回去。”身為人父的責任被這樣體現(xiàn)了出來，他疼愛子女，盡力維護家庭的完整。
如果說，福貴是一個努力的合格父親，許三觀則是一個閃著光的人物，他憨厚實在、幽默堅韌。許三觀對三個兒子的愛常常戰(zhàn)勝他自己內(nèi)心的卑瑣和懦弱。有時甚至超越人的動物性本能，因為一樂并非他的親兒子，但是他為了一樂，義無反顧地多次賣血。在困苦條件下，為了讓孩子們能舒緩饑餓的折磨，許三觀在床上用口述的方式，為每個人都“炒”了一道菜，有文火紅燒肉、清燉鯽魚……最后，為自己的生日而做的爆炒豬肝，又在想象中被分給了所有的家人。
父親的形象此刻變得飽滿而感人起來。這似乎又回到了朱自清父親的那個經(jīng)典的背影，失業(yè)的父親，把站臺上匆忙買得的橘子悉數(shù)給了兒子，自己一個不留。他蹣跚著，但是溫暖堅定，在世俗的艱難中，即便他并沒有能力提供富貴和安穩(wěn)，也是子女們的全部心靈依靠。
二. 健全人性的復歸
《活著》這篇小說，其實有兩種視角，也就形成了兩個福貴的形象。在福貴自己的敘述中，他多災多難，并且永遠對自己的家人懷有愧疚，比如家珍的軟骨病，還有兒子有慶因為疼惜鞋，而在大雪天里光腳奔跑的身影，都成了他永遠的痛。而他對著老黃牛富貴的自說自話，也飄渺著悲愴的節(jié)奏和韻味。但是在采風者視角中，福貴的命運雖然悲戚，卻并非一片蒼白慘淡。因為講著福貴的故事的福貴，仿佛置身事外，不忘記在困頓中開別人的玩笑，頗有對苦難桀驁不馴的意思。這也說明，他已經(jīng)平靜地接受了命運對他的所有判決和刑罰。“他可以準確地看到自己年輕時走路的姿態(tài),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”，他頭腦清楚，堅決而穩(wěn)妥地活著，因此并不是權威的怪獸，也不是被打倒的奴隸。也就是說，福貴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。
“人性”曾經(jīng)是一個神話一般的存在。因為，當面對與生俱來的壓迫，只有人正常的情感和生活的訴求，才能為推翻這個秩序提供合理性。在中華幾千年的文明中，周厲王殺人止謗時，道路以目就是人以眉目進行自己的情緒傳達，而“王侯將相寧有種乎？”幾乎是最早的吶喊——沒有誰應該生來就比別人更高貴，也不應該憑恃血緣就對他人施以欺凌。而在西方，近乎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紀后，人性在短暫的號召下，就迎來了井噴一樣的大解放。對于自由權利、天賦人權的訴說，早就把權威的影子碾得無處遁形。在這一時期，也許遭受嘲諷和鞭打最狠的，就是每一個家庭里的“父親”，每一個社會里的“君王”。
但在漫長的啟蒙歷程中，若把人的欲求無限度放大，也就會造成對對立面的無限度歪曲?；蛘叻催^來說，為了贏得自己想要覆蓋的權利，而把對手刻畫成十惡不赦的形象。這實際上，還是將人性這個較為恒定的事物，描述成了另一番模樣，失去了他的本真。人性的惡，在不同的社會里都有過長時間的論證，至今，也沒有人能夠論證出一個完美的公式，去解決和說明這個問題。“惡”常常是抽象的，“丑”卻時時伴我們左右。在平淡的日子里，丑往往落實為了人性的猥瑣和軟弱——這樣的人，當然很難順利趟過刀山火海、糖衣炮彈、泰山壓頂、驕奢淫逸的考驗，但實際上，人性恰恰存在于最平凡的生活中，要戰(zhàn)勝每一個日常的波折和無奈，恰恰依靠的就是對親人的信任，對善意的感恩，和對自己的寬容。這就是為什么，燃燈道人賜李靖的那座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，僅僅起到一個象征的作用，它是小硬漢哪吒順勢下的臺階而已。最終，還是他對于養(yǎng)育之恩的感念和解了這段父子情，讓他不再執(zhí)念于父親曾經(jīng)“將翠屏山泥身打碎”的傷害。
我們常聽說，“文學就是人學”，文學是去了解人是什么，而不是一個人性陰暗的放大鏡，更不是人性幽微的顯微鏡。當然，它也不是一架屏風，去以高尚和慈孝之名否定人的平凡需求。當余華創(chuàng)造出孫廣才這樣的惡父之時，他也許是指出了一處我們平時難以看到的可怕角落，但是對于齷齪的肆無忌憚的描繪，也將人性過度扁平化、丑角化，磨滅了人們一心向往善良與平和的希望。余華在寫《活著》的時候，也說過，他要告別過去那些“虛偽的形式”，重新去面對人的崇高性。不過，余華真的寫出了頂天立地的父親了嗎？也并沒有，他只是在平凡中找偉大，在茍且偷生的命運中找小小星光，找那些西西弗斯。他們的臉上曾掛著狼狽，但下一秒又邁開了前行的步子。
三. 結語
如果說文學不可以回避丑陋，那么余華所塑造的惡父，以及通過故事對他們無休止的展覽和審訊，都是一種合理的存在，甚至也是文學必須的任務，畢竟，誰會滿意于一個空洞的姿勢和一張僵硬的面孔呢。文學，用魯迅的話說，是要不斷質(zhì)問人心，“不但剝?nèi)チ吮砻娴臐嵃?，拷問出藏在底下的罪惡，而且還要拷問出藏在那罪惡之下的真正的潔白來”。在厭倦了審惡的立場之后，余華又發(fā)現(xiàn)了人性中的另一面。他用福貴和許三觀這兩個父親形象，為我們展現(xiàn)了普通人生存的意義和生命的莊重。他們是可敬的父親，也是無能的父親，但是絕對值得子女的體諒。他們一次次被苦難打倒，但是又一次次衣衫襤褸地爬起來。而我們也要試著原諒過去那些惡的影子，不再與人性較勁，平靜地接受人的軟肋，同時也重新走向真實的溫情和善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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